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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帮助弱势民众走过高通胀期

2008年7月24日 新浪博客 网友评论 0

  从2007年6月以来,中国经济就开始进入高通货膨胀时期,特别是2008年2月份,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8.7%,尽管这几个月来通过政府治理,过高的通货膨胀有所回落,但今年上半年CPI仍然站在7.9%的高点上。而这CPI高,一是相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一般的通货膨胀率的目标设定1-2%的水平,CPI7.9%比这种通常目标高4倍以上了;二是通货膨胀高在于连续18个月的负利率,而且今年上半年的负利率达到4%以上。

  可以说,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也容易严重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使得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化进一步加剧。有人说,高通货膨胀其实就是对弱势民众财富的巨大掠夺。这一点都没有借。现在,我们可以先把这种财富的掠夺放到一边,重要的是如何来帮助弱势群体渡过高通货膨胀时期的难关。

  最近,人大财经委明确表示,要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稳定消费需求的作用,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税率,增加居民实际收入。为缓解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可以降低收费公路通行费等税费标准,对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企业加大税收减免和抵扣。也就是说,在全国经济整个调整时期,通过财政政策如何来减轻广大民众的负担,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来说,其起到作用更是非同小可。

  在香港与澳门,政府采取直接货币补贴及减免某种费用的方式来增长民众收入。比如,澳门政府就决定,无论是澳门永久性居民及非永远性居民分别可以获得政府多少不同的直接货币补贴。香港则让这种补贴直接放在居民公共消费的减免上。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人口多,涉及的范围,因此,民众希望某直接货币化补贴的方式来增加居民收入是不容易的。但是,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存款利息税减免也不失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比如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或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以上,可以直接让低收入民众获益,而且这种调整也便于操作。降低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也是直接对低收入民众有利,更何况居民存款利息已经有一年多负利率了,如此之高的负利率本来就是不公平,还要征什么利息税。但是,这两项税收一年总额为2000亿左右,即使利息税全部减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其减免的税收也十分有限,与国家税收快速增长比仍然微不足道。

  其实,目前政府隐性转移支付方式最为严重是负利率政策。如果以目前负利率为4%,居民储蓄存款近20万亿计算,那么一年通过负利率就转移的利益就达8000亿之多。因此,尽快改变目前居民存款利率严重负利率的状况是当前中国利益关系重大调整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帮助弱势民众增加收入最为直接的方式。因此,尽早提高居民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加大贷款利率弹性,是目前央行货币政策重要部分。

  还有,政府要帮助弱势民众渡过高通货膨胀时期的难关,可以在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直接货币化补贴的方式增加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货币化补贴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各城市公共交通补贴。如果全国各城市公共交通费用达到或低于北京市的水平,那么城市居民有直接帮助。而且这种公共交通费的补贴要延伸到各地方的城乡结合部,扩大其范围。

  对于一些商品的价格管制要全面放开,用货币化直接补贴的方式到居民手上。这样既理顺市场的价格机制,也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补贴的负担,同时也可以让真正弱势群体受益。

  毫无疑问,过高的通货膨胀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特别影响到弱势居民的生活水平,他们要经受来自各种价格快速上涨经济压力。现在我们要问的,仅仅靠上面补助方式能够让他们走出困境吗?弱势民众的困境仅仅是由于他们努力不够、市场机会不够吗?其实,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现行的许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公,他们没有在机会平等的环境上来改善其生活。特别是从这几年要素收入分配所占的比重的逐渐降低情况来看,弱势民众的相对贫困越来越严重。尽管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如何提高劳动力在收入分配比重放在最为重要位置,但相应的政策落实还是相差太远。因此,要让弱势民众真正走出困境,就得改变目前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现状,要让劳动力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迅速提高,而不是逐渐下降。

  总之,政府可以通过全面的减税降费、直接的货币化补贴等方式来帮助国人来渡过高通货膨胀难关,特别是弱势民众渡过难关。这是民生政府的重要一环。但更为重要是要改变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在加大劳动力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全面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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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 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1997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7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做合作研究; 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 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工作。 著有:《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科斯经济思想研究》、《金融市场与制度选择》、《现代经济学入门》、(合著)、《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经济学与经济的迷思》、《金融市场的震荡与发展》、《经济繁荣与权力运作》等书; 译作:《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 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篇,并为香港《信报》、《香港经济日报》、《香港明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策划主持大型经济学丛书5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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