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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国际城市化的蓝海战略

2008年6月24日   中国房地产报

 

  当今世界经济上最发达的美国,有一点可能是支撑其强悍地位的重要原因——在美国75个大城市中,竟然有69个坐落在滨江、滨湖或滨海的区位上。几乎在每一座滨水城市中,对岸线资源的开发建设,都成为支撑城市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其中,堪称滨海城市化经典范例的,如1950年完工的旧金山的渔人码头旅游区改建,1987年完工的波士顿罗尔码头项目,1990年完工的哥伦比亚角开发,以及直到本世纪初仍在继续的巴尔的摩内港区重建。

  虽然,各地滨海项目大小不尽相同,但一个普遍的相似性在于,将滨海优势充分利用,发挥到极致,并以此激活、带动城市经济。

  而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一场争夺稀缺滨海资源为主题的“滨海城市化”浪潮,由来已久。曾几何时,海岛、海滨开发几乎遍及全球每一个大洲,滨海开发蔚然成风。

  城市复兴计划

  从国际经验来看,滨海开发潜力十分巨大。它不但能创造经济效益、提供就业机会、提升城市知名度,还能产生类似“乘数效应”的连锁拉动作用,同时刺激和带动衣、食、住、行等许多相关产业的繁荣。

  以美国波士顿为例。作为马萨诸塞州首府、美国的历史名城,波士顿是东部新英格兰地区首位度最高的城市。该市就坐落在美国东海岸的一个半岛上,拥有290公里的海岸线,118平方公里海湾水面,以及众多海岛和深水港,滨海城市特征颇为显著。

  20世纪中后期,波士顿开始进入以改旧建新为主的大规模城市化阶段。这期间,一大批改建项目在滨海地区集中出现,其建设范围超过40平方公里,项目包括住宅、商业、写字楼、公园、水族馆、游艇码头和城市照明工程等等。

  1962年,城市官方完成了第一份滨海地区调研报告,并组织成立一家专门运作滨海重建计划的开发公司,以行政和商业的力量共同推进城市重建。

  数年后,在波士顿内港区,由剑桥七人事务所设计的新英格兰水族馆建成使用,成为该市第一批滨海新建筑的代表。此后,贝聿铭设计的40层塔式高层公寓,Sasaki设计的波士顿濒水公园,以及由大师简·汤普森(Jane Thompson)亲自操刀的昆西市场改建项目,相继出现在波士顿滨海岸线上。

  到1976年,在波士顿举办美国独立200周年庆典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忽然发现,那些昔日的码头、仓库如今已转变为国际化气息浓郁的商业、住房和办公楼建筑,崭新和古老,在城市中实现完美融合。滨海地区重建和复兴的大获成功,引起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也正是从那时起,波士顿确立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人们普遍认为,“波士顿的滨海地区,是全美国最具有吸引力的地区。”

  与波士顿伟大复兴“殊途同归”的,是位于美国东海岸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市。该市也是美国重要的滨海城市。所不同的是,这座城市因滨海商业开发的成功闻名于世。

  二战之前,巴尔的摩是典型的重工业城市,以钢铁、石化作为产业主导。同时它也是美国重要的工业港口,转运贸易川流不息。产业布局决定城市框架,当时的巴尔的摩属于典型的“生活功能服务于产业配套”型城市。

  20世纪中期,受累于经济结构转型、重工业衰退,昔日川流不息的商船和货船都改弦易辙、绕往其他港口,巴尔的摩城市经济日渐萧条。这迫使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城市定位,并草拟城市更新计划。

  1957年,在官方推动下,由来自费城的华莱士规划设计公司担纲巴尔的摩市中心总体规划编制,初步确立滨海复兴的城市化思路。这一规划将巴市内港区沿海岸线纳入通盘考虑,计划投资2.6亿美元,用于改扩建包括政府大楼、查尔斯中心和各类型民用建筑。规划还明确提出,要将内港区的海岸线向市民开放。

  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上述重建规划开始显现效应。滨海地区的改建扩建,使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巴尔的摩,大大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及相关承建单位陆续收回资本,并进一步充实“滨海城市化”的具体内容。

  其中包括:以商业、旅游业为核心,聚集人气,然后在商业周围兴建住宅、宾馆和办公楼。在功能区划上,最接近水面的用来做商业(比如大型购物中心)、休闲(如广场、绿地)和旅游设施(如海洋馆和游艇中心)。此外,在适宜的位置建设临海公寓,客群定位于“单身的专业人士”。这些人收入颇丰,且对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品位和追求。

  正是借助这样一种思路,使巴市滨海区逐步成为当地中产阶级普遍向往的“高尚生活社区”。其滨海改造的经验,也堪称美国城市化经典范例。

  成功相似定律

  实际上,以滨海开发作为城市化抓手、并进而激发城市活力再生的经验,并非美国独创。纵观全球范围内,相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在欧洲,老牌海上强国英国,其滨海开发的实践与经验要更为超前。1981年,一项被认为是“欧洲最大城市改建项目”的伦敦港区改建,正式启动,标志着英国滨海城市化运动进入高潮。继伦敦港之后,参与滨海(或滨水)改建的城市和地区还包括利物浦的阿尔培托和曼彻斯特的运河河滨,等等。

  而随着亚洲经济的觉醒和起飞,亚洲各临海国家也开始重视“滨海城市化”战略。最为典型的是日本。日本做为一个岛国,有着丰富的滨海岸线资源,因此滨海开发十分突出。仅大阪湾一处,就曾在某一时期集中出现过100余个滨海开发项目。这些开发项目中的较主要者,集合起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素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新加坡也不甘落后。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就已确立了“把历史建筑保护和本地文化传统保护融入滨海开发”的城市化思路。1987年建成的“船艇码头”商业街项目堪称极富当地特色的商业街。而滨海旅游度假胜地圣淘沙,更是吸引了众多全球富豪、政要和文化名人的光顾。

  总结这些成功的滨海开发案例,其规划之中总有一些相似之处,或可视为定律。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成功的滨海地区开发,大都能妥善处理好与市中心的关系。滨海区与市中心相连或相近,成为其功能的延伸和扩展。而失败的例子则相反,例如上述英国伦敦港区改建工程中,一项普遍被认为失败的计划是,当地政府在距离市中心10公里之外建设新区,而该处原来只有一些废弃的工业和码头设施,其基础配套不能支撑新区建设,从而导致该地区长久缺乏人气。

  香港某知名设计师事务所的彼得·史密斯曾经撰文总结说,一个成功的滨海开发案例,大体具备以下几个要素:接近水体利用历史建筑物,满足多用途混合使用的功能,鼓励步行者,建成连续的开敞空间系统,创造有特色的环境,以吸引人的项目作为开发的核心,以及和市中心要有连接。

  成功的案例也表明,滨海开发能否吸引民间资本聚集,是其成败的关键。这不但需要更为科学的商业运营,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也显得尤为重要。

  就全世界因滨海开发而受益的城市和国家而言,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滨海经济,堪称城市化所有推进动力中,最“高效节能”、最“绿色环保”、最具“后发优势”的一项动力。或许,这正是当前经济学界所热衷讨论的“蓝海战略”——大海永远蔚蓝,它提供的不只是蓝色血液,还包括蓝色思维,蓝色空间,以及蓝色大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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