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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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现场对话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实录：
主持人：问一下赵博士，今天你的主题是好的建筑和中国的房地产伦理，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一个好的建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
赵晓：我觉得好的建筑应该包括各个方面，比如说它的建筑质量，然后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传统建筑的保护，以及对后人的发展空间，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包括在内，这样的一个融合了质量、环境、传统，也为后人留下的发展空间，这样的建设才称得上是好的建设。
主持人：在你的概念中，好的建筑跟 房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成正比吗？
赵晓：应该是成正比的，好的建设有可能是成正比的，也有相反的。比如说好的建设是建立在好的制度、好的游戏规则这样的基础上，它不一定是带来房价上升的，因为我们现在房价上升有很多的原因，有流动性的原因，就是钱太多、货币太多，所有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都在上升，房子也是其中一个，有这样一个原因。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因为政府过去它没有担负起住房的社会保障这样的职责，这样人为地加大了买房的思想，加大了购房者的压力，抬高了房价，再加上控制阻力，也助长了房价的上升，再就是住房本身的质量，你的质量更好，你考虑的因素更多，有可能会加大你的成本，房价涉及到很多因素，房价不一定是助长房价的。
主持人：想问一下，现在目前市场上从今年开始有很多的经适房或者限价房，保障你的住宅会进入市场，您认为这个跟好的建筑之间能够划等号吗？相对来说能成为一种好的建筑吗？
赵晓：我说的是好的建设，好的建设和好的建筑不完全一样，有相关性，也不完全一样，好的建筑是单个的，好的建设是指的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当代人跟前人的关系，比如你把北京旧的建筑都拆掉，建一些建筑是以牺牲传统作为代价的，牵扯到以后你的建筑是不是给了后人留有他们以后的发展空间，这都是建设，包括我们整个的规划里面，不单是某一个建筑，所以它是有区别的，他们也是有关系的，也会具体地体现在单个的建筑上。
主持人：你认为保障性的住宅进入市场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好的建设方式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晓：这个对目前的建设是一种纠偏，过去的住房建设只有一个导向，就是市场化的导向，大家都到市场上去买房，其实我们知道好的建设应该同时有另外一个导向，就是住房保障的导向，应该有效率的导向，与此同时，还应该有民生的导向，或者公平的导向，这些如果有一个结合，这样的建设是相比之下是比较正常、健康的，过去我们那样的发展模式，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发展的导向也是有优点偏差的，现在我们的一些做法，住房保障体系、限价房，多多少少是一种完善。
主持人：今年很多人对宏观调控的新政策，有的人说是回到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你对此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赵晓：我觉得不能这样来看，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我们现代的经济既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也不是计划经济，各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来看，都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既有市场的成份，同时又有政府的成分，市场可能是占主导的，市场是主要的配置方式，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有对公共产品的服务，我们现在看没有这样的公共产品的服务或者调控，不能说因为有一些政府的调控，因为有一些政府的公共的保障举措在里面推出来，我们就回到了计划经济了，这个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有，一开始就应该既有市场化，坚决推进市场化，也有政府的住房建设，既有增长的导向，也有民生的导向，这样的一个建设应该是比较完善的，98、99年我们就太多了市场的导向，忽略了政府的功能，我们就像钟摆，一开始摆到左边，现在到右边，现在回到了比较适中的、和谐的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现在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走。
主持人：以您对其他国家或者国外或者是其他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环境的研究下，我想请问一下，计划型的国家保障型的住宅和市场化的住宅什么样的比例是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
赵晓：这个很难讲，不同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新加坡可以有70-80%的房子由政府来资助的，美国的比例相对低一些。我想这个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提出数量的标准，说80%的市场化，20%的供应，它取决于很多的东西，一个国家的大小，新加坡基本上是一个城邦式的国家，就是一个城市，它的经济比较发达，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不是采用新加坡的模式，就可以打一个大的问号。
在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他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富人，富人很少，占人口比重的百分之几，采取比较高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穷人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帮助那百分之几的穷人很容易做到，我们国家的情况相反，我们的富人不是很多，中产阶级也不是很多，可能加起来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样百分之三十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来补穷人很困难，但是以后来讲，我们的富人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方向知道，政府要负起它的职责，市场化也要坚决地推进，目前究竟在什么样的比重，能不能简单地借鉴某个国家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