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64年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发展到今天，已经为约79%的新加坡人提供了公共住房——即“组屋”。而随着这一计划的全面展开，负责实施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系统，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
“和我一起买组屋吧！”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年轻人会用这句话求婚。26岁的May甜蜜地回忆，丈夫也正是用这句再家常不过的话打动了她。
新近结婚的May和丈夫阿昌购买了一套二手房，这套“组屋”约为90平方米，总价不过20万新元左右，又加上可以使用公积金还款，对月入上万新元的夫妻俩，每月还款总额不到总收入的20%，几乎不构成什么负担。
在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下，May和阿昌只是受益于这一计划的当地人的一个缩影。
“负担得起”的住房
始于1964年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发展到今天，已经为约79%的新加坡人提供了公共住房——即“组屋”。
而随着这一计划的全面展开，负责实施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系统，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
比如对哪些人能够申请购买组屋这个问题上，就有非常详尽的“合格条件”。
一般而言，直接向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申请购屋的人士，应该满足五个条件：新加坡公民、年龄至少21岁、必须组成一个核心家庭单位、每月家庭总收入不超过8000新元、不得拥有任何私人产业等。
事实上，组屋在市场上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开发这些房子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鼓励人们因生活条件趋好而转售组屋，换购居住条件更好的组屋。
因此，公开市场上也能买卖组屋。为了刺激这一部分的供求，新的政策应运而生，政府会为达到上述5个条件，且首次申请购屋的人士提供房屋津贴；如果是新加坡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在某些条件下拥有私人产业，可不利用房屋津贴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组屋，还没有收入上限的限制。
除此之外，随着组屋的开发，私人发展商也有机会参与到设计、兴建和销售组屋中去，申请购买他们所开发的房屋，申请者除满足上述5个基本条件以外，还因为其价格方面会略高于市场，而首次购屋者可以申请房屋津贴，二次购屋者无需缴纳转售抽润。
针对单身人士，购屋计划明确规定，35岁及以上的单身公民可以购买任何类型和地段的转售组屋，如家庭月收入在一定上限下，购买大房型或者小房型组屋时，可以获得一定的公积金购屋津贴。这一计划还鼓励两名或者以上的单身公民联名购买转售组屋，除有相应条件限制，也规定了可获相应购屋津贴。
针对55岁及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在购买“小型公寓”上有专门的政策，政策除规定每月家庭收入不超过8000新元以外，还规定拥有私人产业的必须在拥有小型公寓前出售掉私人的产业。
即便是家庭月收入偏低，总收入介于800~2000新元的新加坡公民，也能够享受以颇低价格租赁一居室到三居室房屋的政策。
数据显示，月收入低于800新元的新加坡公民，一房组屋的租金每月不超过33新元，二房组屋的租金每月不超过75新元。
“凝聚力强”的社区
May和阿昌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在远离父母的城市另一端购买组屋，以方便工作。“如果购买在父母住处附近的组屋，还能享受政府津贴。”May有点遗憾。
这是新加坡政府为了提倡家庭凝聚力而提出的计划，这一计划鼓励那些在公开市场且是第一次购买组屋的父母或者已婚子女，购买靠近已婚子女或者父母住处附近的组屋，可获得4万新元的购屋津贴。
而若已婚子女通过“抽签购屋计划”和“预购组屋计划”申请组屋，想和父母同住，或住得靠近父母的话，有比其他的申请者多一倍的机会。
除此之外，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里，如何让不同背景的民众融合在一起，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资料显示，在新加坡，华人占居民总人口的75.6%、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7%、其他文化背景的居民有2.1%。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为了能够从源头上实现融合这一目标，在申请组屋时，建屋局就通过科学的方法，均衡在同一社区内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的数量。一旦某一文化背景的申请者达到一定数量，则其以下的相同文化背景的申请者会被拒绝。
在社区里，处处都体现着让居民加强交流的“细节”，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几乎所有的组屋都空置一楼，建成有巨大立柱支撑的通透空间。
事实上，原本是由于气候原因，居民们不愿意住在略显潮湿的一楼，不过后来这一空间都被发展成为居民沟通交流的公共场所。
组屋外观的融合也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重点考虑的问题。通过有计划地翻新旧组屋，居民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得到改善，这也促使新旧组屋的居住者互相融合。
新家园
步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展览厅，一个巨大的针状模型展现在眼前，按下按钮，数以万计的钢针下移，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里建成的组屋便缓缓呈现在眼前。
这一幕让参观者颇感震撼。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陋屋区的原景重现。狭窄的公共厨房，火患时刻威胁着居民。196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河水山一带数千住家，16000人无家可归。
正是从兴建灾民家园开始，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开始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屋。到了1965年，大巴窑市镇将多项社区设施作为重要的部分加以建设。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更宽敞舒适的组屋和设施更齐全的新市镇成为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主要工作重点。
阿昌的父母就是那时候搬进位于金文泰的组屋的。他还记得，家附近有学校、市镇中心、邻里中心以及体育场、公园等，他的母亲也就在距离家不远的工厂工作，附近就有巴士转换站，父亲搭巴士上下班，生活井然有序。时隔不久，阿昌家附近还有了图书馆、民众联络所，他小时候所读的中文书籍，都是从社区图书馆借来的。
2001年，新加坡提出了一个“概念规划”，其中主要的建议是全面覆盖住房、休闲、商业、基础设施和地方特性，这些建议说，要让民众在熟悉的地区拥有新家园，要有在市区内可以遥望景色的高楼式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休闲选择，有更高的商业灵活性，有全球性的商业中心，有覆盖广泛的轻轨网络等等。
在May看来，这一切基本上已经成型。
她和丈夫典型的一天始于在家附近的公园晨跑，然后到市镇中心的咖啡店吃一份早餐，两个人各乘地铁上班（耗时不超过20分钟），下班后回家，有空的时候再到附近的商业区买些日常用品。而如果将来有了孩子，可以直接送到距离家不过10分钟的学校去读书。
落地玻璃窗、花园社区……May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颇感满意。
May最喜欢的组屋是尚在建设中的“达士岭”。“达士岭”住宅区楼高50层，7栋楼之间用空中花园连接，快速电梯、空中走廊、3层停车场，将公共住屋的生活方式提升到全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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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住房保障系统
新加坡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住房的建设与分配并不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于1955年建立的一项强制储蓄制度，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以解决雇员退休生活保障问题。1968年，新加坡政府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允许动用公积金存款的部分作为首期付款之用，不足之数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这项规定使低收入者既能购房又不影响生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低收入者购房的积极性。
目前，新加坡已有90%以上的居民住进了新建的居民楼，人均居住面积达21平方米以上。另外，新加坡实行了分级提供公有住宅补贴制度，严格按家庭收入情况来确定享受住房保障水平，住房短缺时期只有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的家庭才有资格租住公用住宅。政府对购房补贴也采用分级的办法。例如，一室一套的，政府补贴1/3；三室一套的，政府只补贴5%；四室一套的，政府不仅没有补贴，而且按成本价加5%的利润。由于房价上涨，出售公有住宅所赚得的利润必须向房屋开发局缴纳一部分。
新加坡政府规定，占住户总数3%的富人由开发商提供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让金，入住后收取高额物业税，而对占住户总数80%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由政府控制户型和房价的房屋。同时，对占住户总数8.5%的困难户供应由政府补贴的60平方米至70平方米的房屋，对占住户总数8.5%的特困户租给4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每月仅收十几新元房租。新加坡设计的这种住房体系，很好地解决了国民的住房问题。(以上摘自《经济参考报》）
